江南诗性文化的多重视野笔谈之一从晚清的边疆

2006年9月Sen．2006江南诗性文化的多重视野‘笔谈，之—，从晚清的“边疆史地学”谈起——代主持人语刘士林(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土生导师，上海)嘉庆、道光年间，西方列强黑云压城，清帝国大树飘零，“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而就在那个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时代阴霾中，一门专门研究中国边疆地区的地理沿革、种族关系、行政与武备等方面的新学术——边疆史地研究也开始了它痛苦的妊娠与诞生的过程。后来的历史学家们把这个19世纪的史学新方向看作是对时代要求的自觉回应。以清中叶为界标，此前尽管已有了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开启了清代学者的历史地理研究之门，但由于当时社会矛盾主要集中在满汉两个民族之间，因而历史学家们更关注的也是以中原为中心的国内历史地理方面。其中或许也有一种遗民怀念故国的意思吧。然自清中叶以降，一方面是清王朝统治已经相对承平，而另一方面，北方沙俄与取道中亚的大英帝国对中国西北地区的威胁日益严峻起来，也就是说在近代世界格局中的国际矛盾已经上升为更重要的方面。特别是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边疆地区更是危机四伏，这是有识之士把目光从“满汉之争”转向“中国与西方世界”的直接原因。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在于“筹边谋防”、“志险要以昭边禁”，即如何为抵御外侮、救亡图存提供军事地理知识以及用来保存凝聚民族精神的诸种人文资源。最初从事这项工作的两位学者是祁韵士和徐松。祁韵士先后编撰有《蒙古王公收稿日期：2006-05-08表》、《西陲总统事略》、《藩部要略》等著作。徐松则编撰有《西域水道记》、《新疆识略>>等。此后又有一大批知名学者开始介入这个新领域。其中值得记念的有龚自珍，他除了编撰有《蒙古图志》外，还写下了充满政治与军事智慧的《西域置行省议》、《御试安边绥远疏》、《上镇守吐鲁番领队大臣宝公书》、《与人论青海事宜书》等文章。而以研究海防知名的魏源最初也是从编著关注边疆民族的《圣武记》开始的。后来又有张穆的《蒙古游牧记》、何秋涛的《朔方备乘》等名著问世。在我看来，它们除了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之外，还有一种更深刻的“学术报国”理念在其中。翻这些著作，不难体会到，在面临列强瓜分、国将不国的时代危机中，这些民族知识分子只能在地图上捍卫一个古老文明体的存在与尊严之时所特有的悲凉心境与遥深寄托。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中，主要问题似乎已从政治军事转移到“文明的冲突”上来，特别是随着20世纪晚期以来西方文化在世界范围内霸权话语的形成，如何在当代话语空间中确定中国文化的版图与主权，避免其成为文化帝国主义的附庸与文化殖民对象，我相信，这就是当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最严峻的现实挑战与精神困境。而在当下横扫千军如卷席的“麦当劳”文化，在某种意义上也并不亚于当年的坚船利炮，它们．25．

文章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网址: http://www.zgbjsdyjzz.cn/qikandaodu/2021/0715/544.html